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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普车的汽笛声惊醒了长健,长健这才回过神来。
人生经历如走马灯转在他眼前,他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力。
他懊悔错失了一个好机会。
吉普车开出去已经很远,长健都因发呆而没有返回屋里。
他原本以为自己是这家中最强大、最厉害的,因而他每每自傲,过年的时候,甚至不让父亲,坚持坐在主桌主位。
全家人倒也不在意这些礼仪,随便他坐那里也没有人说他。
他原本以来自己是这罗家大院的当家人,因而每次家中有了大事,他总不遗余力站在前线去做决策。
虽然家里发生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可他也乐此不疲。
然而,他好像以为错了。
他发现,二哥虽然每天在出租屋里抱着火炉熬粥,但每周只有五天去上班,两天都在家里闲着写毛笔字,一有时间还回来教阿初读书。
他发现,妹妹长欣今天给父母带回来北京烤鸭,明天买回来南京板鸭,到处溜达。
后来,连一向比较节省的父母,都开始买“新世纪”
牌的燃气灶,放弃了夏天烧柴火。
他发现,家里只有自己一天到晚在辛勤劳动,但却没闲钱买鸭子,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写毛笔字。
他有点生气:父母早就知道体制内有好日子,却总是把自己绕出去。
长欣是个女孩子,有个编制有什么用!
这个编制应该给自己!
但为时已晚,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他已经不再年轻,已经被时代抛弃。
心里的愤懑越来越多,他心里的不平衡感逐渐表现出来,与父母的摩擦也就越来越多。
后来,在妹妹长欣的撺掇下,年近古稀的罗三丰被返聘到罗余山上去做护林员,从此这个老宅子就只剩下长健守着。
孤独的长健感觉自己好似被父母抛弃的羊羔,他逐渐和兄弟们也不大亲近。
甚至二哥去罗余山上和父母“抢孩子”
的时候,他都没到场帮忙。
他想:“他们才是一家人,喊我去做什么呢?”
他和二哥长乐就也半年再没联系。
直到长欣打电话来说长乐病了,情况不乐观。
他的兄弟之情这才被唤醒,跳起来就跑到了县医院。
长乐的身子,大家都清楚。
初春的一场小感冒总是不好,治来治去变成了肺癌。
从县医院转到市医院,大大小小的管子插满了二哥的身体,维系着二哥的生命。
长健虽是七尺男儿,每次看到这个场景都忍不住鼻酸,心里燃起那样强烈的愿望,想要挽救二哥的生命。
他天然的责任心涌起来,甚至于想到,要是可能的话,他愿意和上天做交易,拿自己的身体替二哥分担一半。
长健不善言辞,不苟言笑,他总是铁着脸。
有什么想法只是在心里酝酿,从不肯说出来。
所以当长欣哭的双眼红肿时,长健看上去好像事不关己。
秋末的时候,二哥的病持续恶化,市里的大夫一个劲儿催着让上省城去看。
去省城,就有两个重大问题要解决。
这第一个,是钱的问题。
去市里看病都和烧钱差不多,去省城自然更甚。
每天红色的票子从那个长得像灶膛的窗口递进去,火红色的收据再冒出来,长健也看不懂是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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