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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,9月19日,星期三,早晨8点15分,赫普曼从房子里走出来。
他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简蒙·巴里曼所画的嫌疑人,亚麻色的头发上扣一顶软毡帽,体重大约180磅左右。
赫普曼穿过尼旦巷,从对过的车库里开出那辆深蓝色道奇,三辆黑色轿车立即紧紧尾随。
行至东萃孟街附近,当深蓝色道奇跟在一辆笨重的清洁车后面缓缓行驶时,警探们跳出黑色轿车,将深蓝色道奇团团围定。
据说当时布鲁诺·赫普曼的反应,只是怔怔地看着几位警探,然后按照他们的吩咐,机械地将道奇车驶到路边,停靠、熄火。
警探们没有从赫普曼的身上和车里搜出枪支,但却在他的皮夹子里找到又一张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。
在警探们的再三追问下,被这一系列突发事变搞得惊慌失措的赫普曼语无伦次,怎么也讲不清楚这张钞票的来历,这更使警方相信他们抓对了人。
作家诺尔·贝恩在其所著《林勃绑架案》一书中指出,就当时的情形而言,布鲁诺·赫普曼唯一的疑点就是用了一张赎金纸币,但这并不构成犯罪。
詹姆斯·棼和警方其他办案人员后来承认,在拘捕赫普曼时,“他们已经认定赫普曼犯有绑架杀人罪”
,所以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并不是试图确定赫普曼是无辜还是有罪,而是如何证明他有罪。
毕竟,这件万众瞩目曝光率极高的案子已历经两年有余,而且随着赎金钞票的越花越少,破案的希望也愈加渺茫,警方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然而,不少人担心的是,在这样的情况下,布鲁诺·赫普曼可能会被公正对待并得到公正的裁决吗?
赫普曼被带回家中,十几名警探正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搜查。
安娜流着眼泪问丈夫发生了什么事,赫普曼安慰她说没什么,大概是为了前几天赌博的事。
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在赫普曼的家里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,但却从房东太太那里拿到了赫普曼本月刚交的房租——两张10美元的赎金钞票。
在纽约警署的审讯室里,办案人员对赫普曼进行轮番轰炸,他们常常不允许他睡觉,甚至不给他食物和水。
有一次,赫普曼被连续审讯1小时,还有一次0多个小时。
当他的证词不能授警方以把柄时,警察们便开始揍他。
他们还强迫赫普曼几小时不停地写。
赫普曼的书写样品被送到笔迹鉴定专家阿尔伯特·奥斯波手里。
第一次奥斯波说,他无法确定这是否和赎金索取信出于同一手笔,于是又要了一些样品。
奥斯波在凌晨4点打电话告诉诺曼·西瓦可普上校,说他相信赎金索取信不是赫普曼写的。
而警方的反应是给奥斯波送去更多的赫普曼的笔迹样品。
赫普曼一口咬定他没有向林勃勒索赎金,更没有绑架杀害小林迪。
警方给了他一串日期和时间,要他回忆交代当时的行踪。
事隔两年半,许多记忆都已经开始模糊了,但赫普曼非常肯定地说,有三个日子他记得很清楚。
一是19年月1日,星期二,即查理被绑架的那天,他在曼哈顿的梦佳丝蒂公寓从早晨7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,下班后坐地铁到布郎克斯,再开车去安娜工作的面包房。
安娜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上晚班,赫普曼便去那里和妻子一起吃过晚饭再回家。
月1日那天晚上,赫普曼在7点多钟到达面包房,夫妻俩9点半左右离开后就直接回家了。
第二天,当赫普曼乘地铁到梦佳丝蒂公寓上班时,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小林迪被绑架的消息。
后来警方从梦佳丝蒂公寓查到了赫普曼那天的工作时间卡,证明他讲的是实话。
另一个日子是19年4月日,星期六,那天晚上约翰·康顿博士把赎金交给了“墓地约翰”
。
赫普曼说,他记得那一天是因为那是他在梦佳丝蒂公寓工作的最后一天,而且他和他的朋友汉斯·克罗宾总是在每月的第一个周六聚在一起演奏乐器。
那天晚上汉斯和往常一样在赫普曼家玩到半夜。
第三个日子是19年11月6日,一个操德国口音的客人在洛意斯·谢里丹电影院用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买了一张电影票。
那天刚好是赫普曼的生日,他和安娜请了好些朋友在家里开派对。
办案人员同时在两间不同的审讯室里提审汉斯和安娜·赫普曼,他们的供词相互吻合。
(未完待续)(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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