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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章 归来记二（第2页）

不过计划跟不上变化，强壮的长者先死了，病秧子通过领主，向领主支付了转让费，将转让地产和自己继承的那份地产给自己的继承人，可是他去世时也没有子嗣，接着这个案子就转到衡平院判决了。

“慈善用益”

本来该是教会法庭判决，不过15世纪开始信徒们就不向教会法院控诉遗嘱案件了，除了教会法院存在的诉讼费用高、程序拖沓等问题，教会的“绝罚”

没有实际执行力，有鉴于此控诉者们才转向衡平院大法官。

建筑承包商向木材商人订购木材，约定在工程结束和投保后结款，但是他中途停工了，这也算占有了木材商人的财产。

在一定条件下，比如不知情的情况下占有，承包商也不知道他拿不到工程款，仍不失为诚信，如果木材商人想要结款，要等完工之后。

英国法律体系里有“效果取向”

，摩尔在解释这个案例时没提诚信的问题，而是根据《慈善用益法》的慈善用益，分为租金和地产设立。

逻辑和政策是法官手里的两把剑，或者说是不同的裁判路径，逻辑方法和政策方法都可以用来解释正当性。

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说过，“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”

。

比如阿提卡之夜中那个师生之间的案子，古希腊的法官判处了无限延期。

把土地卖了，分给20个穷人，那么会不会影响租金，导致未成年人练习用的弓箭变少呢？

不论是时代的需求还是别的原因，所有这些“规则”

作用都要大于逻辑。

当教会退出，管辖权出现空白时，都铎王朝的君主们需要用脆弱的官僚系统弥补控制力不足，世俗法学家要顶上，摩尔解释这部法律时是在律师协会，人手不足时律师也一样可以摇身一变成法官。

其次要确定社会的统治目的，并由此衡量各种解释带来的社会效果。

衡平法不能鼓励人们捐款，像教皇提出的“虔诚事业”

让人们前仆后继，以遗赠换取救赎。

但就像培根爵士说的，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，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了水源。

….

如果实现该目的的负面效果抵消甚至超过该目的之有益性，就要避免该解释，也就是说要顾及社会效果、需求和后果。

不论是强壮的长者还是病秧子年轻人，都没有想着“诚信”

，在阿金库尔之战时，法国俘虏们遵守了和亨利五世的约定，没有在英国长弓兵射击时偷袭。

当然他们也可以假意同意和亨利五世的约定，再寻机和友军里应外合，反正在战争中欺骗是一种策略。

“诚信原则”

是罗马万民法生成的，随着罗马公民逐渐接受万民法，这些“诚信”

、“善意”

等术语也被引入了市民法中。

charity和philonthropy都代表慈善，但charity源自拉丁语“caritas”

，意为向他人的爱，强调个体的帮助与援助。

philonthropy则是古希腊语phinthropos，意思是对全人类的爱和增加福利的努力，多用于科学研究、公共建筑、水利设施等，胡佛总统不只是修了一个水坝。

拿破仑的外交策略就像三个同心圆，最外层是盟友圈，莱茵联邦、西班牙都是，第二层是“兄妹国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