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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国军为什么不搞诉苦呢,就是怕这个。
这些征来的士兵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,政治上受压迫,经济上受剥削,一肚子苦水,搞不好情绪就会失控。
郑卫国说:“你别怕,出了事有我担着!”
又对壮丁们说:“你们都别激动,一个一个说!”
既然已经说开了,不如让他们说个痛快,憋在肚里更容易出事儿。
一条大汉一手按在裤腰上,一举高高举起,嚷道:“长官,额先说!”
郑卫国说:“好,就是你了!”
见他这个姿势太搞笑,忙让押解的士兵把裤腰带都还给他们。
大汉系上腰带,道了声谢,然后破口大骂他们乡的保长。
据他说,他本来是家里的独子,只是因为没钱给保长就被硬抓来凑数。
那个保长利用征兵的机会,到处盘剥百姓,祸害乡里,搞得不少人家破人亡。
说到伤心处,这条大汉和他的乡党们竟然一起痛哭起来。
郑卫国偷偷问那名排长,说:“他说的是不是真的?”
排长的眼睛也红红的,大概是勾起了伤心事儿吧。
他叹了口气,说:“长官你是不知道,过去有灭门县知事,现在有灭门乡保长。
拉个壮丁算什么,杀人放火都没人敢管!”
旁边一名士兵气愤地说:“我也是硬抓来的,我爹气得大病一场,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,有了银子是保长的。”
这话比较幽默,郑卫国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不过笑完之后,又感到有些心酸。
好好的征兵工作怎么会搞成这样呢?原来国民政府对基层控制薄弱,使得乡村一级政权大多落入地方黑恶势力(即土豪劣绅)手中。
他们一面用残暴的手段征兵,一面勾结兵役署的人将之作为生财之道。
每年应征新兵名额分配既定之后,接着进行及龄壮丁的抽签征集,中签的壮丁,就是这一年度应当入伍的新兵。
因此,抽签过程充满了敲诈、勒索和剥削。
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,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,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、区、乡、保长把持操纵,只要肯出钱贿赂,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;没有钱贿赂,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。
还有的乡保长利用贪墨士兵的安家费、壮丁费的方式中饱私囊,甚至连阵亡烈士的抚恤都贪,简直是丧尽天良!
北大教授蒋梦麟先生在抗战时担任红十会会长,曾向常凯申报告过征兵的惨状,认为征兵方式的粗暴野蛮,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。
并以他在贵州一处壮丁收容所看到的为例,说从广东曲江征调的七百多人壮丁,沿途不断死亡,到了贵州仅剩十七人。
蒋梦麟先生认为八年抗战下来,征调的壮丁未入军队即死亡有一千四百万人之多,而因战争死亡的中国军民约为1800万(直接伤亡,不包括各类间接伤亡,即一千四百万不包括在1800万以内)。
他拿这个惊人的数字征询高级军官们的意见,军官们都说只会多,不会少。
常凯申接到蒋梦麟的报告后也没有反驳,只是说:“觉得无面目做人,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。”
并承认“兵役办理的不良,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,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。”
兵役署长程泽润被枪毙后,常凯申委任鹿钟麟为兵役部长。
鹿上任后,发现全国征兵工作已是病入膏肓,无可救药,感慨道:“对于兵役部所属的不法分子,我们是极为愤恨的,也曾想以严峻刑法,铲除积弊。
却遭到各方面的阻挠,无法行得通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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