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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九百六一章 义利之辨（第1页）

孔子说“君子喻于义、小人喻于利”

，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

，对于财富极度贬斥，将君子与小人彻底对立，言义者为君子，言利者为小人，对于财富极度蔑视，事实上绝大多数言义之君子，皆家财万贯、丰衣足食……孟子更为极端，甚至说“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”

，对于钱帛甚为贬斥，认为有“仁义”

便可穿好衣、吃好饭。

当所有人都在贬低财富、提倡仁义道德，那些穷人便可以安分守己的继续穷下去，哪怕付出了无数的辛勤劳作，却也吃不饱一顿饭，而富人则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财富，读书立说、继续那一套“穷得认命”

的歪理邪说……而这一切之根源，在于古代对于财富之认知。

古人对于“财富”

之概念，认为天下财富恒定，有人多取一分、则有人必然少取一分。

《道德经》说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”

，其义乃国家当让利于民，不可与民争利。

在生产力低下、财富流通几近于无的年代，有此认知可以理解。

但是当国家库府充盈、民间财富横流的大唐，依旧操持着儒家用以治世的那一套，不是蠢、就是坏。

许敬宗素来自诩“言利之小人”

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如何看得上儒家口是心非的那一套？追求道德仁义没有错，但诓骗天下人仁义比利益更重要，那就不对了……孔颖达看了许敬宗一眼，道：“君子耻于言利，非是君子不知利之好处，而是要以此引领社会风气，如若君子言必称利，则天下人趋之若鹜，仁义道德何存？”

他口中之“君子”

，非单指道德君子，而是与孔子口中之“君子”

一样，是指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。

“小人”

也非是“道德低下之人”

，而是接受统治的寻常百姓。

身在庙堂之上者，要引领风气，使天下人知晓“义重于利”

的道理，如果统治阶级宣扬利益为重，则势必再无人言仁义道德，一个只重利、不言义之社会，自然人心混乱、秩序动荡。

许敬宗虽从不自认儒家子弟，但儒学造诣却不低，可却不敢与孔颖达辩论，对方无论学术、地位、威望都远超于他，如何辩得赢？“我非在意义利之辨，只在乎以往那些错误的财富理论，要以事实告知天下人，财富是创造出来，当举国上下辛苦劳作，农业、商业等等任何方式都会创造财富，财富或会增多、或会减少，绝非恒定不变！”

现在很多官员已经逐渐意识到，当财富作为铜钱埋藏在地窖里，这些财富等于零，毫无意义，而当财富流通起来则会出现变量，甚至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增值，简而言之，当财富流通加剧，会越来越多。

所以很多人开始谏言，国家的府库、皇家的内帑都不要囤积大量钱帛，而是要将其尽快花出去，无论通过何等方式，只要财富流通加剧，整个帝国都会因此受益。

这就是当下朝野上下之主流矛盾，非是“义利之辨”

，而是“财富恒定不变”

与“财富流通增值”

两个观点之间的对立。

或曰保守，或曰激进。

是两种思想之对撞。

孔颖达摇摇头，道：“如你所言，将天下财赋之状况调查整理、细究财富之真相或可行之，但不管真相如何都不必公之于众，有些事情即便是对的，却也不宜大肆宣扬。”

许敬宗对此倒是表示赞同：“国家制定政策需要究极根本，但对外宣传却不必如此，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’嘛，让天下百姓知道怎么做就好，不必让他们知道为何那样做。”

孔颖达瞅他一眼，懒得多说。

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

这句话即便在儒家内部也有多种解释，许敬宗在此所言自然是最不好的那种解释，借以嘲讽儒家“愚民”

的那一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