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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是我朋友陆淑兰,”
陈婉萍说话时注意到姜培生的领章变了,从原先的一条杠三颗星换成了两条杠一颗星,于是问:“你升官了呀?”
“嗯,少校副营长。”
姜培生说着指向不远处的一家小茶楼,说:“我们去那边吃点点心,说说话。”
“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呀?”
婉萍问。
姜培生回答:“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,就是活着回来了,总想见见熟人。”
他话里提起了几个月前在上海的那场战争,陈婉萍看着姜培生,发觉他比半年前要瘦了不少,仔细瞧还会发现右边耳朵上有个缺口,只是伤口已经长好了并不非常明显。
“好,”
婉萍点点头,跟着姜培生走到茶馆里。
他们挑了个人少的角落,婉萍对姜培生说:“刚才忘了恭喜你呢。”
“没什么好恭喜的,我黄埔同期的同学里面混的好的已经做上校了,我这才刚刚升少校,跟人家一比属实丢人。”
姜培生提到这些,面上颇是无奈,叹了口气摇头说:“要不是这次在上海跟日本人打得凶,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升校官。
说起来也是倒霉,让我摊上那种事。”
姜培生的口气里并没有多少升官的喜悦或者得意,更多的明显是抱怨。
陈婉萍不禁好奇问:“哪种事会这样拖累你啊?”
“怎么说呢?”
姜培生啧啧嘴,目光扫了圈周围,见旁边也没什么人,身体往前倾,压低了声音说:“这事儿我倒是不怎么怪我那同学,主要是更怨恨背后捅刀子的人。”
陈婉萍咬着下唇,专注地看着姜培生,等他往下说。
“民国18年*3月,校长下令讨伐桂系,在武汉我们跟他们打了一仗。
本来大获全胜该是个喜事,但有人打小报告说我一个同学是红的,本来无凭无据的事情,但那两年正大搞清党,但凡有点嫌疑的都会从重办理。
我记得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吃饭,晚上他就叫人带走了,此后再没见过,估计是丢了命。”
姜培生说着长叹口气儿:“我和那同学在黄埔时睡隔壁床,交情很是不错。
他出事以后,我也被人调查过,虽然表面没什么波澜,但就此我算钉死在上尉这里了,只能眼巴巴看着同学一个个早早升少校升中校。”
(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)
“哎呀,你晓得是谁打小报告吗?”
婉萍问。
姜培生摇摇头:“我自然不会知道的。
我有时甚至想,他老兄还不如当时死在战场上,总比这样死于背后枪要好得多。”
“要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有意压着你,就算升了少校,那你往后又该如何呢?”
陈婉萍问。
“熬过了这三年,我总算等到时来运转的机会,”
姜培生说到这里,双肩放松下来,抿了口茶水说:“今年8月我要进中央陆军学校进修两年,就当是回炉重造一遍,跟过去那些画开分界线。”
“哦,那还好!
这有点就像我们考试,如果第一年出了问题,第二年补考过就行了,”
婉萍天真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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