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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榷场里的商人,进行我们所希望散发的各种影响与引导,比如说,可以将京城里各种奢侈无用的东西,不断地引入并销往西夏。
像是古玩玉器、蟋蟀斗虫、白酒香水、珠宝首饰,并且一定要把它们包装成最高端、最文化、最风雅的事物,而且还必须要以高价格卖给西夏人。”
秦刚说的这些,其实正是隐藏在商贸经济手段里的文化入侵战术,是千年之后的发达大国对于贫弱小国百试不爽的高招。
而他的这一观点,说得两位大宋经略使如闻天书,细嚼之下,又觉得十分有道理。
“这西夏国小民弱,基础甚差,假如能够按徐之的想法,令这西夏贵族沉湎于此等奢侈物品的追求与享用,我们所赢得的,就不仅仅只是这些财货贩卖的获利,而且还是未来的某种发展契机。”
章楶深有感触地说道。
“再有一点,其实在先前的椎场交易中,效果早已显现,只是少有人关注。
我们双方虽然都是榷场上看似平等地交换、交易各自的商品。
但在这背后,我们大宋提供的,必然是经过多次加工的精致商品,比如丝绸相对于桑叶、瓷器相对于粘土,也就是说,西夏人买的任何一件商品,它们的身上其实附着了极多的宋人劳动的价值,也就是可以养活了更多的宋人。
反过来,西夏人提供的,都只是最原始的初级产品,比如直接的马牛羊,简单的皮毛干货,它们都只会养活极少的牧民与猎户。
这就表明,同样的物产交易,我大宋却能够从中实现更多的获利。”
“此事可有见证?”
孙路问道。
“有。
前相苏子由曾出使北辽,多有诗文笔记而叙之。
辽人与我互市,既依而赖之却又多怨之,两国的贸易额每年约有一百五十万贯,而货物交易记录之下,我大宋的商品处于绝对的优势,每年与辽朝的商品值之间的差值完全超过了四十万贯,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?”
秦刚说到这里稍稍再停顿了一下。
“我大宋每年给北辽的岁币即是四十万贯!”
孙路久居边境,对此事自然是了如指掌。
“正是!
也就是说,我大宋通过双边贸易,便把每年送给北辽的四十万贯岁币又尽数都赚了回来,而且这其中的差值还在每年不断地扩大,北辽虽然发现了这个问题,但是此时的边贸对于他们已经如‘饮鸠止渴’一般,无法罢手,只能不断倒贴钱财,最后导致其自己的北辽钱币越来越少,最后他们索性也就完全放弃了自己铸币,开始全部使用我大宋钱币。”
“苏子由使辽之后的确有奏章,言称‘窃见北界别无钱币,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’,不过,他对此事判断并非好事,指出我朝每年铸钱百万计,却仍患钱少,就是因为南钱北流所致,因此要求朝廷进一步加强铜钱外流的管制。”
章楶对此事自然早有所闻。
“我大宋铸钱,北辽使用,此事总是有所不妥吧!”
孙路沉吟道。
关于宋钱外流到底是好事与坏事,历史上也有过争论,其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。
赞成者是站在现代“货币战争”
的理论基础上去评价,而反对者却是以当时的历史发展事实来衡量。
也就是说,理论上对宋朝有利,实际操作中伤害的宋朝的利益。
原因就在于,大宋一朝,几乎没有人懂得根本性的货币理论,相当于宋朝廷白白做了一个冤大头,在卖力地给宋辽夏三国做铸钱工,却并未想透“铸币权”
可以产生哪些收益?又可以从中赚取到什么样的利益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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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刚觉得,在尚未能够接触到铸币权及其政策的时候,与官员们争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,所以他也就非常简单地指出:“我大宋铸钱皆有钱息产生,换而言之,铸钱越多越有收益。
只是市中存钱一多,则担心货贱,但是,这些年来,我大宋铸钱年年增加,但却不担心呢?无非就是对辽的榷场交易吸走了多铸的钱嘛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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