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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7章 游车盖亭（第3页）

按照历史记录，在蔡硕声称从邢恕处见到文及甫书信时，邢恕的官职是永州监仓。

而根据邢恕的官场履历，他在元佑更化时期因遭旧党报复，才从起居舍人的职位上被贬至此，这就让人对这封引发轩然大波的信件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。

根据历史档案记载，邢恕的官途颇为曲折，在元佑四年遭受贬谪，先被外放到随州担任知府，接着又辗转汝襄、河阳等地任职，直到后来才成为永州监仓。

按照这样的降职流程推断，邢恕在永州监仓任上最早也得是元佑五年下半年，甚至可能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。

与此同时，文及甫的命运也在元佑六年末发生转折。

彼时，其父文彦博退隐，他也随之被贬为集贤殿修撰，并出知河阳。

然而短短数月后，即次年九月，文及甫又被朝廷召回京城，受命担任太仆卿，并暂时代理工部侍郎一职。

据此分析，文及甫给邢恕写信的时间窗口很可能落在了元佑七年上半年。

回到那个时间段的历史背景中，宋哲宗赵煦当时已十六岁，尽管他内心对太皇太后高滔滔把持朝政心存不满，却无力改变现状，只能保持沉默。

虽然按年龄和制度来说，赵煦已经具备亲政资格，但许多主张归政的中立大臣的奏请都被高滔滔压下未予采纳。

为了缓解帝后之间的紧张关系，高滔滔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，如提升赵煦生母朱太妃的政治地位，以此展示自己无意长久摄政。

同时，高滔滔还试图修复与旧党的关系，希望赵煦在亲政后仍能沿用旧党人士。

如此情境之下，若高滔滔策划废黜皇帝，无疑是自寻死路，因为这不仅会引发宫廷内乱，更会激起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，与她当时的权宜之策背道而驰。

因此，从史实推理来看，这个所谓的“谋反案”

在元佑七年几乎不可能存在。

在同一时期内，尽管刘挚身居宰相高位，但他的日子过得并不顺遂。

司马光去世后，旧党内部分崩离析为洛、蜀、朔三派，而刘挚作为朔党的领军人物走马上任宰相之职。

然而，他甫一上位便受到其他两派的猛烈攻击，根本无暇去策划一场废黜皇帝的大阴谋。

史书记载，刘挚在元佑六年登上了宰相之位，却在元佑七年底被弹劾罢免，实际执政时间仅一年多些。

若真有此案，根据文及甫的时间线索，案件应发生在元佑六年的下半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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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此时此刻，恰恰是旧党内部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，文及甫身为政敌洛党的成员，如何能获取到朔党内部关于废帝的秘密计划？这一系列推理让人不得不怀疑：所谓的谋反案极有可能是宋哲宗赵煦一手导演的闹剧。

赵煦利用蔡谓控诉旧党的机会，扩大打击面，以期将旧党势力彻底赶出朝廷。

由于这个案子子虚乌有，赵煦最后只能让蔡京草草地结案，并且必须避开牵扯皇族和高家的人士。

因为在之前对付高滔滔的案件中，赵煦曾向朱太妃承诺不再追究旧事，这时候再针对高家无疑会显得背信弃义。

因此，这个看似惊天动地的废帝大案最终草草收场，其处理过程中的粗糙与仓促，无不显示了此案的真实面目——一场虚构的政治陷害。

正因如此，史书对此案记载含糊不清，无法自圆其说，只得照搬当时朝廷的官方文件敷衍了事，以此来掩饰真相，维护表面的稳定与秩序。

这场案件如同一颗深埋的定时炸弹，其影响力如涟漪般扩散开来，进一步加剧了宋朝党派之间不择手段、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氛围。

如果说宋神宗时期炮制乌台诗案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那么赵煦便是紧随父辈步伐，将这种残酷无情的手腕推向极致，使原本已经破损不堪的政治博弈规则更加支离破碎。

随着时光流转至宋徽宗年代，那曾经约束朝臣间斗争的规则已荡然无存，群臣在权力角逐中无所不用其极，整个朝廷陷入了空前激烈的内斗漩涡。

这样的恶性循环犹如癌细胞般侵蚀着宋朝的肌理，导致国家内部的消耗和腐败愈发严重，如同慢性毒药般逐步拖垮了王朝的生命力。

最终，宋朝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耗中耗尽元气，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覆灭之路。